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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城县委书记朱景本：“判断社会主义的标准不是‘单干’、‘双干’”

皖南的宣城县本是一个物产丰饶的鱼米之乡，但在“人民公社”化后长期极“左”政策的影响下，这里的农民生活也很困难，一到春天，就开始要回销粮。

1975年，朱景本调任宣城县委书记。鱼米之乡的农民年年吃回销粮的窘境，既使朱景本书记感到纳闷，也促使他思考如何解决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问题。正当朱景本书记思考怎样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的时候，他注意到1977年新华社在江西召开全国记者会议探讨农村工作问题，会议传出了一个信息，说农业要发展必须实行包产到户，这条信息进一步引发了朱景本书记的思考，给了他很大启发。但在当时，“包产到户”是条高压线，搞“包产到户”被认为是解散了生产队的集体经济，破坏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经济制度，轻则批判，重则坐牢，少有人敢碰。

同年，省委《六条》颁布，虽然对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978年在全省抗旱的关键时期，省委发出通知，借地给农民种麦，不征购、不超购，让农民度过来年的春荒。省委的这个决定使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朱景本书记在周王大队检查工作时发现，一些农民趁夜打着灯笼种小麦。这一动人场景使朱景本书记认识到，农业生产必须和农民的利益结合起来。

1978年10月，宣城县委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农业生产发展问题。朱景本书记建议用“包产到组、按产计酬，超产归组”的办法调动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此建议在常委间引起热烈的讨论，有人赞成，有人担心。有人提出“这么大的问题，要不要请示地委？”朱景本书记说：“现在不宜请示，这样的问题地委肯定不好表态。一旦提出反对意见，我们就要遵照，包产到组就搞不成了。还是先干吧，干了再说。”最后常委会经过反复斟酌，决定每一个公社搞一个“包产到组”试点。为贯彻县委的决定，县委随即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布置试点工作。会后，思想解放的公社负责人搞起了试点，南湖公社未经试点就全面推开，而思想保守的公社负责人，不仅不搞试点，还压制大队搞“包产到组。”

因为没有向地委汇报，“包产到组”搞起来后，朱景本的心里到底有些惴惴不安，一番思量后，他通过地委其他领导向地委负责同志作了汇报，地委主要领导虽然批评他“擅自作主”，但认为“全部收回来也是不现实的”，要他“缩小试点范围，县里搞一个点，各个公社就不要搞了。”得到地委主要领导这样的指示，朱景本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他将县里的点选在周王大队，其他公社表面上不搞了，暗地里却坚持了下来，这在实际上促进了宣城县干群的思想解放，鼓舞他们思考农村的发展方向。1978年12月25日，朱景本书记收到了正在新田公社蹲点的县委秘书组组长吴波写给他的一封信，来信内容很短，却讲到了农村存在问题的症结：生产大呼隆，产量很低，征购任务重，社员生活十分困难，栽早稻秧时不少人没得吃。试行小组包工后，工效虽好一点，但还是困难重重。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他建议县委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这是建议宣城县委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的最早文字，从朱景本书记当天作出“印发县委常委传阅”的批示中，或许可以窥见他对来信重视的程度。

为总结“包产到组”的经验，1979年春夏之交，芜湖地委在周王大队召开各县县委书记会议，现场参观“包产到组”的效果。会后，地委发文在全区推广“包产到组”。

但此前，宣城县洪林桥公社鸽子山大队在“包产到组”的基础上自发地搞起了“包产到户”。1979年清明前夕，鸽子山大队吴西生产队秘密开会，决定“分田到户”，实行“以队核算，统一分配，定产到田，责任到人”，一夜之间把田分到户，并制定了几条共同遵守的规定。受其影响，很快，吴东、鸽前、鸽后等生产队相继搞起了“包产到户”。大队领导能瞒则瞒，暗地支持，但公社党委负责人怕犯方向性错误，派出纠偏工作组，群众明改暗不改，继续搞一家一户的生产。问题反映到县委，县委认为，如果硬纠正，不仅违背农民意愿，还会贻误生产；如果不纠正，又不符合省委和中央政策规定，于是采取了“不纠正、不宣传”的态度。结果，“包产到户”扩展到整个鸽子山大队，并影响到周边地区，在全县形成强大的冲击，引起了全县范围内的争论，有人说“包产到户”是“单干”，“单干”就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也有人说，“包产到户”造成了“穷的穷、富的富、帮的帮、雇的雇。”面对这样大是大非问题，朱景本书记感到，作为县委书记，他必须站出来回答。在全县三级干部大会上，朱景本书记说：“既然‘单干’是资本主义，那么开拖拉机、开汽车的都是一个人在干，他们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呢？判断社会主义的标准不是看‘单干’、‘双干’，而是要看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接着，他又分析了农民有了钱如何使用的问题：“农民有了钱怎么用？第一是盖房子。农民第一代房子是土墙草顶，第二代房子是土墙瓦顶，第三代房子是砖墙瓦顶，将来还要向第四代发展，就是盖楼房。房子解决了，农民再有钱，就是买家具和家用电器，买农业机械，再有了钱，就出去旅游，但农民绝不会当地主，就是农民想当地主也当不成，因为土地是集体的。”朱景本书记这番颇有创造性的话，进一步促进了全县各级干部的思想解放。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79年秋收，鸽子山大队“包产到户”的农民获得了大丰收，不仅在全县最早完成35万公斤粮食征购任务，还出售超购粮25万公斤。听到这个喜讯，朱景本书记决定亲自去看看。在鸽子山大队，朱景本书记看到群众家稻子堆积如山，农民群众个个喜笑颜开。家住鸽子山的公社干部朱学武把朱景本书领到家里参观后，向他介绍说：“包产到户”后，农民不仅种田的积极性极大提高，连治虫的办法都科学了。过去搞集体时，农民在大太阳低下也撒农药。虫子被太阳一晒都躲到叶子底下，不在叶面上，这时洒农药效果不好。现在，农民在太阳快下山时撒农药，这时气温降低，虫子爬到了叶面上，撒农药效果自然要好得多。朱景本书记还就他所担心的耕牛、水利、五保户等问题作了了解，得知这些问题都得到妥善解决后，他决定下决心支持和推广鸽子山大队的做法，只要做到集体收入增加、国家收入增加、农民收入增加，什么样形式的生产责任制都可以试。当时，县委正在县委党校举办全县大队书记学习班，大队书记们提出去现场看看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情况，朱景本书记说，可以选择两个地方，一个是周王公社，包产到组；一个是鸽子山大队，包产到户。看过之后召开座谈会，大队书记们提出：周王大队的办法太复杂，我们学不来，鸽子山大队的做法简单，我们就学这个办法。朱景本书记当即表态：“既然大家同意鸽子山的做法，可以回去试。”就这样，“包产到户”以锐不可当之势，在宣城遍地开花。在个别遇到阻力的地方，群众坚定地说：“谁压也不行，包产到户我们搞定了。”

1980年1月，省委召开全省农业会议，朱景本参加会议并介绍了宣城“包产到户”的做法，此前，他专门向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汇报了宣城实行“包产到户”的情况，万里高兴地说：“这个办法好，就要实行这种办法。”“我坚决支持你们。”万里的明确态度进一步解除了朱景本的后顾之忧，坚定了他推进“包产到户”的决心。1980年上半年，宣城全县除极个别大队外都实行了“包产到户”。（作者：宣城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陈虎山）